男同性恋

发表于 2026/04/18 更新于 2026/05/13

作者白

21 分钟阅读

男同性恋

什么是男同性恋（Gay）？

男同性恋，英文通常以 Gay 指称，指对同性别男性产生持续性情感吸引、浪漫吸引或性吸引的男性。美国心理学会（APA）将性取向定义为”对男性、女性或两者持续性的情感、浪漫及性吸引模式”，并明确指出Gay（男同性恋）是这一光谱中完全正常的表达形式，而非疾病或障碍

常见称谓	说明
Gay / 男同性恋	标准学术与日常用语
同志	华人社群广泛使用，带有自我认同与社群归属感
基 / 基佬	粤语口语，中性或略带戏谑，语境决定褒贬
Queer	广义酷儿身份认同，部分男同性恋者采用
Homosexual	临床医学用语，日常语境中较少使用

值得注意的是，Gay一词在现代英语中既可作形容词（”a gay man”），亦可作名词（”gay men”）。GLAAD媒体参考指南建议在非临床语境中优先使用”gay”而非”homosexual”，后者因与历史上的病理化叙事相关联，在当事人群体中往往被视为过于疏离

一个人爱上同性，如同另一个人爱上异性——这是人类情感的自然表达，不需要解释，也不需要辩护

词源与历史溯源

“Gay”的词义演变

“Gay” 一词源自12世纪经古法语 gai 进入英语，其最初含义为”快乐的”、”无忧无虑的”、”明亮而华丽的”。这一含义在英语文学中沿用数百年，与性取向毫无关联——例如1890年代的乐观时代至今仍被称为”Gay Nineties”（欢乐的九十年代）

该词与同性恋的关联，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初的隐语系统。在男同性恋被刑事化的英国，人们以”sporty”（运动型）、”artistic”（艺术型）等无害形容词暗示同性恋身份，而”gay”则逐渐在地下社群中成为自我指称的隐语。1922年，格特鲁德·斯坦因（Gertrude Stein）的作品《Miss Furr & Miss Skeene》被认为是最早以文学形式使用”gay”暗指同性恋关系的出版文本之一

1960年代，”gay”作为男同性恋者自我认同的首选词汇逐渐确立，并在1969年石墙起义（Stonewall Riots）后随着同志权利运动的兴起而广泛传播。这一选择本身具有政治意涵——相较于带有病理色彩的”homosexual”，”gay”更能体现自我赋权与身份尊严

中国历史中的男同性恋记录

与西方相比，中国历史对男性同性情感的记录更为丰富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未受到系统性的道德谴责。以下几个典故流传至今，成为华人文化中男同性恋历史存在的重要象征：

断袖之癖：源自西汉哀帝与其宠臣董贤的故事。据《汉书》记载，哀帝与董贤同寝，起身时不忍惊醒熟睡的董贤，遂割断自己的衣袖。”断袖”由此成为中国古代指称男性同性情感的隐晦雅称，沿用至今

龙阳之好：源自战国时期魏王与龙阳君的关系，《战国策》有所记载。”龙阳”由此成为另一个指称男性同性恋的古典词汇

学者Bret Hinsch在其著作《中国历史上的男性同性恋》（Passions of the Cut Sleeve, 1990）中系统梳理了从先秦至清代的相关史料，指出男性同性情感在中国历史上曾享有相当程度的社会接受度，尤其在士大夫阶层与宫廷文化中。这一态度在19世纪末西方医学话语传入中国后才发生根本性转变

科学与医学视角

性取向的生物学基础

现代科学研究表明，男性性取向的形成涉及多重因素的交互作用，目前尚无单一决定性机制被确认。主要研究发现包括：

遗传因素： 双胞胎研究持续显示，同性取向在同卵双胞胎中的同现率高于异卵双胞胎，表明遗传因素对男性性取向有可测量的影响。2019年一项发表于《科学》（Science）的大规模全基因组关联研究（GWAS），分析了逾47万名参与者的数据，发现数个与同性性行为相关的基因位点，但同时强调性取向无法由单一基因预测，其遗传基础高度复杂（Ganna et al., 2019）

兄长效应（Fraternal Birth Order Effect）： 这是男性性取向研究中最具重复性的发现之一。研究者Ray Blanchard及其同事发现，男性拥有的生物学哥哥数量越多，其成为男同性恋的概率越高——每多一位生物学哥哥，概率约增加33%。研究者认为这与母体在多次妊娠男胎后产生的免疫反应有关，影响了胎儿大脑的发育（Blanchard, 2018）。这一效应已在多个国家的独立研究中得到重复验证，被认为是男性同性取向存在产前生物学基础的有力证据之一

神经科学研究： 1991年，神经科学家Simon LeVay发表研究，发现男同性恋者与异性恋男性在下丘脑前区第三间质核（INAH-3）的体积上存在差异——该区域已知与性行为调节相关。这一发现引发广泛讨论，后续研究亦有所重复，但研究者普遍强调，脑结构差异是性取向的结果还是原因，目前尚无定论（LeVay, 1991）

动物行为学证据： 同性性行为已在超过1,500种动物物种中被记录，包括哺乳类、鸟类、鱼类等。这一跨物种的广泛存在，进一步支持了同性性行为具有自然生物学基础的观点（Bailey et al., 2016）

去病理化的历史进程

男同性恋（及同性恋整体）曾长期被西方医学界错误归类为精神疾病。19世纪末，德国精神病学家Richard von Krafft-Ebing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《性精神病态》（Psychopathia Sexualis, 1886）中，将同性恋定性为”退化性疾病”，奠定了此后数十年西方医学对同性恋的病理化框架

这一历史性错误的纠正经历了漫长过程：

1973年：美国精神医学学会（APA）经过激烈的内部辩论与投票，将同性恋从《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》（DSM）中移除，声明”同性恋本身并不意味着任何功能损害”
1990年：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将同性恋从《国际疾病分类》（ICD-10）中移除，这一日期（5月17日）后来被定为国际不再恐同日（IDAHOT）
2019年：ICD-11正式生效，进一步完善相关表述，明确性取向本身不构成任何形式的病理

这一历史转变的背后，是数十年来实证研究的持续积累——研究反复证明，男同性恋者在心理健康、社会功能及生活满意度方面，与异性恋男性并无本质差异；其所承受的心理健康风险，主要来源于外部歧视与污名，而非性取向本身

历史能见度：一把双刃剑

与女同性恋者相比，男同性恋在历史上往往拥有更高的社会能见度——他们更频繁地出现在历史文献、法律记录与文学作品中。然而，这种能见度并非源于社会的接纳，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更常成为迫害的对象

在欧洲历史上，男同性恋长期面临严酷的法律惩处。英国直至1967年才通过《性犯罪法》，将成年男性间的私下同意性行为除罪化。数学家艾伦·图灵（Alan Turing）——二战期间破解纳粹密码、被誉为现代计算机科学之父——于1952年因”严重猥亵罪”被定罪，被迫接受化学阉割，并于1954年去世，年仅41岁。英国政府直至2013年才正式为其平反

在中国，男同性恋虽在历史上享有相对宽松的文化空间，但20世纪中期后处境急剧恶化。1997年以前，中国刑法中的”流氓罪”曾被用于惩处男性同性性行为；1997年刑法修订后，同性性行为在中国正式除罪化，但2001年前仍被《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》（CCMD）列为精神疾病

这段历史告诉我们：能见度不等于接纳，曝光不等于尊重。男同性恋者在历史上的高能见度，很大程度上是以承受迫害为代价的

社会现实：香港与华人社会的处境

面子文化与婚育压力

在以家族为核心、以面子为重要社会货币的华人文化中，男同性恋者面临的压力往往比女同性恋者更为外显。传宗接代的期待、延续家族姓氏的责任、父母对儿子婚姻的高度介入——这些压力在许多华人家庭中以具体而日常的方式呈现：相亲安排、亲戚追问、节假日的逼婚对话

与此同时，面子文化使得家庭成员即便有所察觉，也往往选择沉默——不是因为接受，而是因为”说破”本身会令家庭蒙羞。这种沉默制造了一种特殊的困境：男同性恋者既无法公开身份，又无法在家庭内部获得任何形式的支持或对话

部分男同性恋者选择与女同性恋者进行形式婚姻（俗称”互助婚姻”或”合作婚姻”），以应对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双重压力。这一现象在华人社会中有相当规模，折射出当前法律与社会环境对性少数群体的系统性压迫

香港的法律现状

香港于1991年将男性同性性行为除罪化（女性同性性行为在香港从未被明文列为刑事罪行）。然而，除罪化距离平等保护仍有相当距离：香港至今缺乏针对性取向的全面反歧视立法，男同性恋者在就业、住房、教育等领域遭受歧视，缺乏系统性法律保障

2023年终审法院在Sham Tsz Kit案中裁定政府须为同性伴侣提供替代认可机制，但2025年9月立法会以71票反对否决了相关草案。尽管如此，司法层面的平等推进并未停止——2024至2025年间，法院多次裁定同性配偶在公共房屋、继承权及亲权认定上享有平等待遇

心理健康：污名的代价

研究持续证实，男同性恋者所承受的心理健康风险，与少数群体压力模型（Minority Stress Model）高度吻合——即性少数群体因长期暴露于偏见、歧视与身份隐瞒压力而产生的慢性心理负担（Meyer, 2003）。这些风险包括较高的抑郁、焦虑及自杀意念发生率，但研究同时表明，社会支持、身份认同接纳与友善的家庭环境是显著的保护性因素

值得强调的是：问题不在于男同性恋者的身份，而在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。当污名减少、支持增加，心理健康差异随之显著缩小——这是实证研究反复证实的结论